(一)木家桥地理状况及旧石器的发现
丽江木家桥地点处于丽江盆地南端。丽江盆地为一形状不规则的高原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大致呈一条带状，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一般3～6公里，南部最宽处可达11公里。
木家桥地点在丽江县东南距县城中心约11公里，距田心村约200米的漾弓江两岸。地理座标北纬26°47′03″，东经100°16′52″。
在田心村(过去的报告中称田心村和桥头村一带为木家桥或木坚桥)附近，漾弓江系人工取直水渠。漾弓江原先环绕田心村北流过，当时河道宽10米左右，深约2米。河道取直后大致呈东—西向，宽15米左右，深约4米。在开渠过程中，揭开了地下的砂砾石层，因此埋藏在砂砾石层中的动物化石便暴露出来。发现的化石材料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不仅有哺乳动物化石，还有人的股骨3件。
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有恒等到发现化石的地点进行了短期的调查和采集，对地层作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1963年云南省博物馆张兴永曾到丽江考察，又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还发现了6件石制品，1984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16件旧石器材料。
(二)旧石器的品种
所发现旧石器除石片、石核外，较有特点的是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等，现简介如下：
刮削器二件，一件系凸刃刮削器，用黑色燧石石片加工制成。在石片的末端边缘经过了细微的修理，主要是从破裂面向背面方向修理，也有从背面向破裂面方向修理的痕迹，边缘略呈向外凸的弧形，石片左侧形凹，其边缘有使用痕迹。
另一件系凹刃刮削器。黄灰色，原料为一块四面体的石英岩角砾，在四面体较长的一条棱上采用交互加工和单向加工的混合方法加工而成，刃缘呈弧形凹口。标本的绝对长、宽、厚分别为46.1、32.2、15.4毫米，重17克。
砍砸器一件，黑色，是一件磨圆度不好的砾石经过打片以后进一步加工制成的，刃口不规整，加工留下的疤痕浅而宽。标本长、宽、厚分别为78.6、66.5、38.3毫米，重240克。
（三)鹿角工具材料
1961年李有恒曾报道过丽江木家桥的一段鹿角主干说：“两边被粗糙地钻孔，不似金属所凿，并未穿孔。”认为这是当时人类制作的鹿角工具。
这次考察中，我们发现轴鹿鹿角的下部一段，主枝长约140毫米。眉枝保存较完整，角枝表面的棱和沟以及角节部周围的骨质瘤状突起清清楚楚，说明埋藏过程中磨损不甚严重。但在主枝上部折断的断口上磨蚀得相当光滑，这是不是人类使用的痕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角器已经相当普遍。1961年李有恒还描述过一件梅花鹿角枝，标本和上述的多少有些相像。
木家桥地点，即丽江人化石地点，迄今已发现石制品共28件，其中有石核8件、石片5件、刮削器2件、砍砸器1件、石球10件，还有石核碎块2件。制作石器的岩料广泛分布于丽江盆地四周古老岩层中。
丽江人化石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不算多，但可以确定是上更新统地层里的产物；类型虽简单，但这是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区一批不可多得的旧石器材料，特别是当中数量较多的石球，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球在国外有过发现，在我国过去只发现于北方地区，如陕西蓝田稠水沟和汉中梁山；山西芮城匼河、阳高许家窑、万荣西桌子、襄汾丁村、曲沃西沟和泌水下川益河圪梁；河南三门峡；辽宁庙后山；甘肃镇原寺沟和姜家湾及黄土梁、环县刘家岔、泾川东沟和合志沟及南峪沟；内蒙呼和浩特市大窑等。石球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有人曾把石球看作为某种文化内部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而丽江石球的发现至少可以说给北方地区和西南旧石器文化的联系增添了新的证据。
关于石球的用途，贾兰坡等认为：“有可能作为石锤使用，”小石球“可能是狩猎用的飞石索”。的确，石球作为弹丸用作投击武器古今中外有之，形式多种多样，如南美印第安人的“飞石索”或“飞球索”，我国纳西族的“甩石索”(纳西族语为“松不里克”)，山西五台一带的“绳落”等等。但是据我们了解，作为投射工具的石球都是小型的。大型石球究竟作什么用?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丽江盆地的人类已经懂得使用鹿角工具。过去在丽江人化石地点发现的大量鹿角材料，可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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